现任中国卫生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王景明自1994年起就从事医院的管理工作，先后担任过解放军第251医院、西安长安医院、北京北亚骨科医院、南昌334医院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医院等5家医院的院长，可以说是经历了“医改”的全过程。
在他看来，突发的重大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、不良媒体恶意炒作的负面报道、社会不良人员设置的纠纷陷阱、个别执法人员的不作为等因素，都是促使医患关系变得紧张的原因，而出现纠纷时不信任、举证倒置增加了相互理解和谅解的难度。
近日，王景明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的专访，从医患关系入手，深度剖析了当前“医改”中存在的问题。
王景明认为，医患关系容易发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信息不对称，包括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、医学知识不对称等，而最能体现这种不对称的，就是病历的不公开。
病历到底属于谁？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。医院在门诊看病时，要求病人病历随身携带，看完病后医生也都将病历交还给病人，但是住院的话，住院病历并不会在出院时交给病人带走，只允许病人复印其中的一部分，不能毫无障碍地获得住院期间的资料，尤其是病人最关心的会诊讨论记录等。
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规定，病历资料分为主观病历和客观病历，客观病历包括：门诊病历、住院志、体温单、医嘱单、化验单(检验报告)、医学影像检查资料、特殊检查同意书、手术同意书、手术及麻醉记录单、病理资料、护理记录。主观病历包括：病程记录、三级查房记录、会诊记录、病历讨论（疑难、危重病历讨论、死亡病历讨论）。主观病历是不能够给患者及其家属复印的。
“相关部门出台了主客观病历等相关规定，其本意是防止病人从病例中找问题，防范医患关系恶化，保护医院不受冲击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主客观病历的区分并没有必要，而且其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。”王景明认为，所谓堵不如疏，当医患关系越是恶化的时候，越是藏着掖着、堵着防着，反而越会加剧彼此间的不信任情绪。
他说，病历是病人付费后形成的诊疗过程记录，获得完整病历，包括门诊、住院，或者所谓的客观、主观病历等，是病人的神圣权利，而且病人住院后更需要获取这些资料，更需要了解医务人员对诊断治疗的分析判断，以掌握病情，参与到治疗过程当中，“现在相关规定把患者最关心的内容定义为主观病历，不向病人提供，这是不合理的。”
王景明认为，现在的医疗纠纷中，大多病历都经不起检验和推敲，而发生纠纷时医院会首先想到要修改病历，“很多时候只是枝节问题而已，根本没有影响到诊疗，比如年龄填错了，病史是想当然就随手编的，或者张冠李戴，给患者多填了几个亲属。但这也会成为病人质疑和发难的重要依据：这些简单的事实问题你都给搞错了，我怎么能相信你在那些更重要的诊疗问题上就认真负责了呢？”这些问题与医疗事故没有因果关系，医院在面对这种纠纷的时候忽略了原始病历的证据作用，恰恰用内部规范进行病历修改，使一份病历出现两个版本，而病人持有原始病历才可能成为法院采信的依据，这样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无心之过使医院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。
王景明认为，医院与患者的关系应该是战友的关系，共同面对疾病。因此，他规定他所管理的医院，病历全部都向患者公开，而他的经验证明，向患者公开所有病历资料后，由患者随时监督着医生，恰是减少了医疗纠纷，而不是增多。
那么对于医院来讲，如何才能使病历具有真实、可信，不可抵赖的特性？王景明认为，只有医患共同建立起的病历才具有法律地位：在整个诊疗过程向病人公开病历，通过计算机手段让病人可以浏览病历、评价医务人员，使病人减少疑虑，使医务人员书写病历更加留心、细心、及时和规范。这些病历全部经得起病人及家属质疑，经得起医院质量检查，只要是病人认可的病历，就不会产生纠纷，就能经得起法律检验。对于已经出现纠纷的病历，王景明要求医院和医务人员都不准进行任何修改，如果使病历丧失了原始凭据作用，谁修改谁负责，不修改医院负责。
自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向社会公布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开始，新“医改”正式拉开序幕。
在王景明看来，中国过去几十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探索，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推广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，包括病人、医务人员、医院、药械供应商、政府等各方，对“医改”结果均不满意。
“冠以医疗卫生改革名义的一系列活动，实际演变为改革医疗卫生和改造医生，使医患关系、医务人员执业环境愈加脆弱和紧张，造成医院一家承担‘医改’骂名，医务人员成为出气筒，轻则污言秽语拳脚相加，重则恶语刀棍相向。”王景明说，中央的“医改”政策和顶层设计是科学合理的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，在很长时间内，医疗执业环境相当恶劣，医患之间失去了应有的信任，医疗纠纷不断。
据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结果显示，仅19.02%的医生对执业环境满意。王景明认为，出现医疗意外和医疗并发症，本属于正常的医学规律，病人既不鉴定也不诉讼而是采取闹事的态度、媒体同情弱者的先入为主式的报道、举证倒置的司法审判程序，把医院推向尴尬的境地。
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无法保障，医院无法正常开展工作，就造成了医务人员不敢承担医疗风险，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愿意从事医疗工作等一系列问题。”王景明说。
他认为，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，改善医疗执业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，形成尊重医学科学、尊重医疗卫生工作者、尊重患者的良好风气。而医院方，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，重视医务人员人文素养培养和职业教育，大力弘扬救死扶伤精神，保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，调动医务人员改善服务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。
因此，他建议应该应用“互联网+”和“工业4.0模式”，建设健康服务体系，使条块分割的体系成为流程式、互动式的管理体系，推动管办分开，医务人员自由执业，医院分级救治，实现公益性和市场化有机结合，建立人人享有健康的服务体系。
王景明倡导的健康服务体系是全民健康智慧服务体系，他认为这也应该是“医改”的最终目的：“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程度是衡量‘医改’成败的一把尺子，健康服务体系友好，‘医改’效果才能好。”
他表示，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供给侧、需求侧和监管侧共同参与，同是利益相关方，都应该作为运动员参与其中，不能在体系之外充当场外指导或教练员。
供给侧主要是指三医联动改革；需求侧主要指患者和保险公司，他们关注供给侧提供服务内容、价格、时间等等；监管侧的改革是物价局、发改委对健康服务科学定价、合理计算健康服务收费，如相同疾病应用相同治疗方法，但在不同级别医院收费差别很大，这样既不公平，也不利于医疗改革强基层的落实。
“大健康产业是公共服务，包括政府购买的服务和私人购买的服务。要打破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垄断，为社会资本进入大健康领域留出空间，实现公平竞争，满足不同层次对健康的需求。健康服务经费应该直接补到需方，让人民群众有一种医疗经费和服务的获得感，充分尊重他们的自主择医救治权利；让供方靠服务和技术来吸引需方就医，实现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健康服务供方的平等竞争。”王景明说，只有卫计委和医管局管办分开、各司其职，才可以对不同产权组成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一视同仁，建立不同类型医院发展竞争的公平执业环境，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。
“卫计委只要作为公立医院的直接上级，就难以切断行政监管与公立医院的利益关系，如同让运动员做裁判一样，难以保证对民营、企事业、军队等非隶属关系医院监管的统一、公平、公正。在落实医院改革时，就演变为公立医院改革、卫计委属医院改革，就会形成公立医院利益集团和政府利益阶层，阻碍医疗卫生改革。”王景明说。